文革文存

重回历史现场

贺立华

 “文革”十年刚刚结束那会儿，不少官员和文化人，就急急忙忙把文革中书写过的“红色日记”“红色颂歌”“大批判稿”“揭发稿”“打倒稿”“表忠心稿”“致敬电稿”“讨伐书”“检讨书”“认罪书”……统统烧掉了；一些机关部门，也像清理病毒垃圾一样，处理掉了文革中的各种书刊图文资料。“四人帮”打倒了，文革结束了，《决议》发表了，文革否定了，全国十几亿人口的思想统一到《决议》上来，这事儿就算完了。“伤痕”已痊愈，“反思”已完成。现如今，学界不研究，艺术不表现，书刊不发表，课堂不讲解……文革十年就这样被翻篇了，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，“落得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，以致于现在不少年轻人不知道“红宝书”是什么书，不知道“黑帮”“牛棚”“牛鬼蛇神”……为何物？他们或许能从热力狂跳“忠字舞”的广场大妈那里听到一点儿文革的余音，由此他们甚至以为，文革就是全民娱乐，文革的天是明朗的天，全国人民好喜欢。

雷公《文革文存》的意义就在这里：虽然他还不能解读上层文革，作为平民，他只能带领读者回到平民文革的现场，看看他们所经历的文革：《文存》作者有红卫兵领袖，也有“牛鬼蛇神”、“右派分子”、“反动权威”，有国家干部，也有平头百姓，有来自部队军营的，也有来自工厂矿山的，有县城、有京城、有政府、有学府……有回忆录，有私人通信，有小说、诗歌、散文……《文存》多视角全方位地展示了基层文革的真相。真相，本身就有意义。例如：《文存》中有红卫兵高扬的回忆录《是谁让我们批斗老师的》就揭示了文革之初批斗老师的真相：我们农民的孩子，自古以来就知道“唯有读书高”，从心眼里由衷地热爱先生敬重师长。但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县委书记带领工作组进校代行校长职权，学校就乱套了：废弃学生班委会，成立革命领导小组，组织“红五类”“红卫兵”队伍，排挤“地富反坏右”“黑五类子弟”学生；发动同学揭发老师的问题，见学生们纹丝不动，工作组干部就秘密散布老师人事档案里的材料——“某某老师家是恶霸地主……”“某某老师是57年的右派……”“某某老师是流氓……”从而启发热血青年的“阶级觉悟”，鼓动学生冲上阶级斗争第一线，于是掀起了批斗教师的恶浪……这些真相至少说明：单纯的学生并非天生就是恶魔，是谁让学生变成恶魔的？至今没有敢站出来担责的。活了101岁的老作家巴金始终都很困惑这个问题：那些含着眼泪读他的《家》《春》《秋》的青年人，那些昨天还围绕在他身边听“巴金老爷爷”讲故事的红领巾，怎么一夜之间变得面目狰狞向他抡起皮带棍棒呢？他的小说向青少年播种的是爱和光明啊，怎么收获的却是耻辱痛苦和血泪呢？他对自己从一个启蒙者如何一步一步沦为“牛马”的，有了一些体会，但对那些单纯的孩子们是如何变成“虎狼”的？至死也没搞明白。如果巴金老人生前能读到高扬同学的回忆文章，大概能有所悟吧。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马克思曾说过一句名言：“人类要洗清自己的罪过，就只有说出这些罪过的真相。”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》第一卷，418页。这，就是真相的力量。

《文存》对原始史料的搜集和呈现是客观的、观点各异的，是不分门派、不加评说的，这表明了严肃的收藏家雷公对历史的尊重。更难能可贵的是，雷公，并没有把自己打扮成一贯正确的先知先觉者，他不遮羞，不怕丑，开膛破肚，剖露心胸，将自己在文革中发表的许多“歌唱”的、“打倒”的、“支持”的、“反对”的、“战斗”的“革命”诗文也晾在了阳光下……由此我们也更清楚地了解一个真实的雷公：原来他的青春才华都奉献给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了，他曾是一位赤胆忠心的红色歌者，是个荣获奖励《语录》本最多的解放军“支左标兵”，是“心向红太阳”的矿工诗人……当他知悉自己同学的文章得到“文革小组”夸奖而得宠、受到最高领袖表扬而参加国宴时，他惊喜若狂手舞足舞，他和他的“右派”老师一样，都将此视作人生为文的最高目标——“得此殊荣，人生足矣”……他是部队军营里、矿山工厂里激情激湃的文革歌手……谁也不会想到，曾经沧桑之后，年近八旬的雷公，却变成了批判文革最激烈的人。雷公从青春期赤胆忠心地颂圣颂神热情歌唱，到耄耋之年的愤怒批判：亵渎神灵、批判极左、否定文革、为屈死的张志新、为千百万死难的青春生命而哭泣、而忏悔……期间，他走了多少弯路，回溯了多少事件的来龙去脉，阅读了多少血泪史料，明白了多少残酷的真相，经历了怎样痛切的反思和自我的否定……只有他自己知道。

鉴前世之兴衰，考当今之得失。“文革”结束后，老作家巴金就提出了建立“文革博物馆”的构想。他说：建立“文革博物馆”，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，我们每个人都有责任让子孙后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。雷公是历史责任的自觉承担者，他殚精竭虑、甘冒风险编辑出版了这部《文存》，尽管《文存》只是文革沧海之一粟，但它所披露的底层文革的部分真相已经惊醒了世人，它让后来者看到了红卫兵一代的真实足迹，让我们的孩子们懂得了“原来我们的父辈是这样走过来的……”它承载的老作家雷庆龙先生的良知和勇气，它闪耀着人性的光辉，已经感动了我们。我相信这部《文存》必将会成为未来文革博物馆的馆藏书，而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些来自民间文革现场的真实声音。

    贺立华：平阴县东阿人。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有多种文艺评论集出版发行。

2017年12月7日于山大

后  记

十年文革.在我短暂的人生中,其实就干了两件事:站岗放哨,下井挖煤。

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五日,脱下民装,穿上军服,从玫瑰公社北石碳村(古史上曾称曰“石河’小县)小学民办教师的岗位上,来到北国辽宁省锦县石山镇 3150部队(沈阳军区40军119 师356团)服役。在新兵连中,有一种释放重担的感觉:六二年六月,从福建省浦城县森工局洋溪伐木场下放回乡后，又重担在身:既要去生产队里挣工分,还要到自由地里干好活。不久，又在大队里任民兵连指导员、治安主任,学习毛主席著作小组组长、辅导员。虽然累的腰酸腿疼.但干劲十足。得过好几次县武装部的奖状。

六四年，从新兵连军训完，正式分到老连队服役 (80 分队 81 小队--356 团二营四连)。又有新担子重压在肩:白天军训,夜晚站岗空闲时,还要给连队黑板报写战友们的学“毛选”心得体会

空闲,我没有。

六四年八月，从连队调到营部通信班，当了一名步谈机员。那时,部队正开展连队要当四好连队、战士要当“五好战士”活动。在六四年年底评选“五好战士”活动中,我因爱看外国小说而落选。营长说,一个解放军战士,不爱中国小说.不爱《解放军文艺》,怎么能算一个好战士呢?从此,我爱上了《解放军文艺》及解放军出版社出的文学作品。

六五年元旦,军武比赛,全团我投弹第一,打上特等射手,又在军区《前进报》上发表了3 篇文章而荣得三本《毛主席语录》。军衔从列兵晋升为上等兵,又成了二营步谈机小组组长,在营部任书记员。营长、教导员叫我填写入党申请书,我说不感兴趣,首长不解,一怒之下,叫我回到老连队四连。

文学创作我一直不间断,不停地往解放军报刊、地方省市级报刊投稿。诗、散文写了不少,也发表了一些。连指导员有一次对我说,当好毛主席的战士,听毛主席的话,读毛主席的书,就能当个好兵,报刊上才能多发表作品。我听他的话了,他签字并写上“已阅”,果然有效。《黑龙江日报》就发表了我的诗作《千万颗红心飞向毛主席》。

我为连队争了光,也为营部、团里争了光。团政治处郭干事为我投稿开绿灯,印发了十几张盖有“中国人民解放军 3150 部队政治处”大红章的印鉴。要投稿,填好投发就行,政审合格,可以发表

在部队,五年文革我发表了不少诗文之作。

九六九年三月退伍。到了肥城矿区陶阳煤矿重点掘进队，下井挖煤，当了名掘进工,创作热情一直不减,那首《矿工歌唱红太阳》,就是在井下,用矿灯照着写的。登在一九六九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的《大众日报》上。

七O年初,我调到矿宣传科,当广播员、宣传员。七五年 6月,我调到平阴国棉厂,当码布工、班长。七八年九月,又调到平阴县文化馆,当文学创作员。二OO二年一月退休。

从文革熬过来的人,都有话可说。我也一样,为纪念这不寻常的十年我编选了这本《文革文存》。

上编:箴文臻珍。都是我老师、同学之作。

中编:铭文刻心。是中共辽宁省委《共产党员》记者写的革命烈士张志新事迹的文章。常读不厌,刻骨铭心。

下编:雷诗龙文。是我十年写的诗文之作。多是文革时之作,也有回忆之文。今日读来,五味杂陈。

不堪回首,也要回首。脚印大小?路正还是斜径?回首一下,思索一下,或许有益。

我是一名中国公民,留下点史料之作,或许有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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